古代中医人与各种瘟疫的战斗方法

疫之为病，历史悠久，在甲骨文中已有记载，《山海经》中也有贞卜“天下大疫”的记录。据《中国疫病史鉴》载，从西汉到清末，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，其中不乏十分严重的情况，如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自序中说：“余宗族素多，向余二百，建安纪年以来，犹未十稔，其死亡者，三分有二……”三国时曹植的《说疫气》记述：“建安二十二年，疠气流行，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”。明末吴又可在《温疫论》原序中说：“崇祯辛巳，疫气流行，感者多，于五六月益甚，或合门传染”，以至于吴江出现“一巷百余家，无一家幸免；一门数十口，无一口幸存”（《吴江县志》）。

中医人与各种瘟疫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对决，开展了力所能及的救治，取得了不少成果，在疫情的控制和疾病的治疗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古代中医是如何认识疫之为病的呢？

一、疫之病源

受传统文化与认知条件的限制，古人在很长时期为其发病的怪异所迷惑，认为疫病是由鬼神所为。如郑玄注《周礼》时言：“疫，疠鬼也”；《释名》曰：“疫，役也。言有鬼行役也”之释。《内经》亦有“邪鬼干人”“疠气流行……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”的记载。

随着中医学的发展，这种迷信或蒙昧的观点逐渐发生了改变，进而出现疫病是由自然界“疠气”所为，或称之为“毒气”“疫气”“戾气”“异气”“杂气”等，与鬼神则毫不相干的认识。如《礼记》有“孟春行秋令，则民大疫”“季春行夏令，则民多疾疫”的记述，已认识到疫与气候异常有关。《素问·本病论》曰：“四时不节，即生大疫”“气交失易位，气交乃变，变易非常，即四时失序，万化不安，变民病也”，认为因天地气交异变，破坏了四时节序，影响万物生化规律，进而致疫病发生。张仲景论述时行病时指出：“凡时行者，春时应暖而反大寒……冬时应寒而反大温，此非其时而有其气”，并提出“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，皆当按斗历占之”。曹植在《说疫气》中提出“阴阳失位，寒暑错时，是故生疫”的观点。巢元方认为：“其病与时气、温、热等病相类，皆有一岁之内，节气不和，寒暑乖候，或有暴风疾雨，雾露不散，则民多疾疫”，并进一步总结 “此病皆因岁时不和，温凉失节，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”。吴又可在《温疫论》中明确指出：“夫温疫之为病，非风、非寒、非暑、非湿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”，并做出说明：“疫气者，亦杂气中之一，但有甚于他气，故为病颇重，因名之疠气”，还描述此异气“无形可求，无象可见，况无声复无臭”“其来无时，其着无方”“来而不知，感而不觉”。

吴瑭在《温病条辨》中认为温病中的“温毒”与“温疫”是由疠气、秽浊之毒气所致。此外，还有一种能致疫病的瘴气，又称山岚瘴气、瘴毒、瘴疠等。《医学正传》言：“岭南闽广等处曰瘴气，盖指山岚雾露烟瘴湿热恶气而名之也。” 瘴气主要指南方山林中因动植物腐烂、湿热蕴蒸致病的毒气。

上述疫之病源往往自口鼻而入，即“天牝（鼻之别名）从来，复得其往”（《素问·刺法论》）。吴又可也认为“时疫之邪，自口鼻而入”“温疫之来，邪自口鼻而入”，因而疫之致病多犯肺系与脾胃，并发现“邪之所着，有天受，有传染，所感虽殊，其病则一”（《温疫论》）。

二、疫之起病

疠气大都毒烈，但并非染之皆病

古代医家认为普通人是否感染疫病与毒性强度及染毒程度相关，但更与人体正气有密切关系。对此，《素问·刺法论》做出了明确解释，即“不相染者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……”；还提出了“三虚”致疫说，即：“虚邪”即疫之病源，“天虚”即五运六气的失常，“人虚”即人体正气亏虚。《说疫气》也发现生活困苦者更易染病， “夫罹此者，悉被褐茹藿之子，荆室蓬户之人耳”。《温疫论》认为：“本气充满，邪不易入，本气适逢亏欠，呼吸之间，外邪因而乘之。……若其年气来盛厉，不论强弱，正气稍衰者，触之即病，则又不拘于此矣。其感之深者，中而即发；感之浅者，邪不胜正，未能顿发”，说明戾气致病与否取决于戾气的量、毒力与人体正气的强弱。

正气亏虚有绝对、相对之分。绝对正虚主要指禀赋不足、年老体衰者，相对正虚则指不适寒湿、调摄不周等，造成正气状态一时低下者。此外，疠气加身为害，还要受体质的影响，如《温热经纬》言：“外邪伤人必随人身之气而变，故人身阳气旺，即随火化而归阳明；阳气虚，即随湿化而归太阴也。”

三、疫之特征

疫病的首要特征是具有传染性

《内经》即有言“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”（《素问·刺法论》），“其病温厉大行，远近咸若”（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）。这些都说明疫病在流行地域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凡触之者多可发病，且症状相似。《说文解字》解释“疫”为“民皆疾也”，也可作为佐证。巢元方对疫病的描述为“病无长少，率皆相似……转相染易，乃至灭门，延及外人”（《诸病源候论》）。

疫病多发病急骤，病情危笃

疫之伤人，多来势凶猛，发病急骤，甚则染之即发，且变化多端，病情险恶，常因束手或救治不及而亡，甚而造成“或阖门而殪，或覆族而丧”（《说疫气》）。清代余师愚发现疫疹“一人得病，传染一家，轻者十生八九，重者存一二，合境之内，大率如斯”（《疫疹一得》）。

疫病多为一气致一病

疠气种类不一，致病各异，也就是说，每一种疠气所致之病，均有各自的临床特点和传变规律。而同一种疠气对人体的致病部位具有亲和力，或特异性与选择性，即某一疠气可专门侵犯某脏腑经络或某一部位，因而往往同病者同症。

四、疫之防治

疫之未感重在防

《内经》中确立的防疫基本思想主要有两点：一是避毒，因疫性大都毒烈，在疫已至而未感时，“避其毒气”（《素问·刺法论》）就成为简单实用的明智之举、上策之选（《汉书》有载对“民疾疫者，舍空邸第，为置医药”）；二是养正，即顾护正气，其实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中列举的各种养生防病措施，如“法于阴阳，和于术数，食饮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劳，故能形与神俱……虚邪贼风，避之有时；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从来”，都可作为平时的防范举措。

后世医家还根据疫之种类与特点，摸索出许多避疫的方法，如选用芳香辟秽的苍术、木香、蜀椒、乳香、降香，以毒攻毒的雄黄，清热解毒的贯众、升麻，补气之人参等药物或制剂加以防护。

疫之已染重在治

疫自外来，为病伤人，法当清除祛之。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，中医祛邪举措蕴含着谋略与智慧。

一是予邪外出，因势利导。即给邪找出路，邪祛正自安。具体可遵循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所言：“因其轻而扬之……其高者，因而越之；其下者，引而竭之；中满者，泻之于内；其有邪者，渍形以为汗；其在皮者，汗而发之”。也可参照《温病条辨》的认识：“凡逐邪者，随其所在，就近而逐之”“逐邪者，随其性而宣泄之，就其近而引导之”。临床最为常用的有汗、下等方法。

二是改变环境，毁其所依。自然界存在着“同气相求”的规律，因而疠气加身，每有内应。若改变其内环境，消除其立身之基，同样可使疫毒之邪无法容身。就临床所见，许多疫毒无论寒温，都与体内的湿邪有关，每以内湿作为其生存土壤，通过化湿、燥湿或利湿等方法以清除湿邪，进而使毒无所依而难为害。

三是针锋相对，对抗纠偏。疠气犯人，往往来势汹汹而不可挡，耗气伤津而致危难挽，此时须当机立断，遏其病势，阻其妄为，以“热者寒之”“实者泻之”等为则用药，如常用清热解毒、清热通腑、清热利湿等，以纠正邪侵造成的阴阳失衡。但这种强力抗邪，易致两败俱伤，正气虚极甚至会得不偿失。

中医所论疫病大抵是指由细菌、病毒等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。现代医学从传染源、传播途径、易感人群三个方面入手研究，使大部分已知传染病的防治取得突破。由于细菌、病毒等的变异，新传染病仍然不断出现。中医治疗疫病多采取扶正祛邪、整体调理、顺势而为的方针，在2003年的SRAS及新冠肺炎中都充分显示出了优势。笔者坚信，中医战“疫”大有可为。